还记得父亲挎着包袱跟随民兵远去的背影，还记得追随着这个背影的一双双着泪不敢叫它来的睛。背影就要消失在保定巷尽的时候，大家才忽然想起没有任何人向老人说一句送别的话，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他临别的叮嘱作回应。姨父好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，忙说：“明，你快去…快去送送咱爹！”

明叔说，他从火车站回来时，西屋一片哭声。贺继续用记忆折磨自己“我知…他回不来了…我在黄河北见过…再不会有他了…”

客厅里，只有刚刚下班的三姨陪着姨父，三姨的圈红红的，劝姨父说：“你也想开儿嘛，我们也搞过‘贫雇农坐天下，说啥就是啥’嘛，也错批错斗过不是？我们也得总结教训不是？…”

姨父看见明叔回来了，急急地问：

“给爹铐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车上有座位没有？”

“爹有座，他俩一个坐着，一个站着，把守着过。”

“爹又说啥了？”

“爹不说话。我跟着火车，跑到站台尽，爹也没有扭瞅我。哥，我看咱爹…”明叔忍不住泣起来。

“不哭，不哭，咱爹咋了？”

“咱伤了爹的心了！”

一颗最顽的泪珠从姨父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眶里拱了来，但他毅然用手掌消灭了它，站起来说：“唉，淮河又要闹事了，有个会我不能不去！”他向门外走着，又回过，用恳求的气说“明，你在这儿多住几天，陪陪咱妈！”

我曾胆怯地向姨父提起这件遥远的往事，表示我对贺爷迟到数十年的同情。姨父总是立即止住我的话题，说：“他回去并没有受多少委屈，批批斗斗、走走过场就是了！”

但我没有勇气告诉姨父，我对坡底的访问得知，即使那是一次比较文明的批斗，也让贺爷经历了一次心灵的炼狱。

民兵带着贺爷走过贺家大院的旧址，那里早已变成了国民党还乡团制造的一片废墟。而且贺爷知，六年前，他的二哥、二嫂让那个披着国民党上校军衔的儿送回家乡，也曾面对着同一片废墟。二哥受不了这样的刺激，摇顿足，哭呼苍天，吐血数盆，猝然昏倒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只半年，二嫂也跟着二哥了坟地。贺爷只是在他面对贺家大院的一片废墟时，才十分、十二分真切地发现，自己早已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，而且是一个被国民党的省主席宣布为“豫西祸首”的无产者。现在，他必须接受他所皈依的那个被压迫阶级的清算。

村巷两边的村民在贺爷面对废墟时才与他作了同样惊心的发现。他在民兵的押送下，目不斜视而又不无伤地从废墟前边走过。村巷两边，是一双双沉默和惊愕的睛。有的睛里也夹杂着对于任何一个曾经阔气过、神气过而终于了霉气的人都会表现来的快意。没有问候，没有呐喊，没有叹息。只有押送贺爷的民兵将手在“二八盒”上，向所有的睛炫耀着“一切权力归农会”的权威，表现着完全合乎情理的自豪，喊叫着：“看看，俺从省城大官儿的门楼里，是把他揪回来了！”

贺爷说，他听到这一声呐喊的时候，甚至产生了对他的长——那个共产党的“省城大官儿”的崇敬意。哦，只有共产党的省级官员才可以把自己的老如此顺从地给民众。贺爷到，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既合理、又普通的事情。他的心情逐渐镇静下来，开始迈着稳健的脚步穿过变得陌生的村巷。

但是，当他被押村西庙的时候，他对自己所作的一切心理调整却受到致命一击而轰然瓦解了。因为他看见，用麻绳背绑着的赵双贵正鼓突着惊愕的珠盯视着他。赵双贵是从县南的一个山里抓回来的游击司令。他面黄肌瘦而虎视眈眈、惊骇不已而又喜不自胜地向贺爷打着招呼：“你好啊，贺司令，没想到你会回来陪我！咱俩咋又变成一绳拴的两个蚂蚱啦？哈哈，哈哈哈哈…”赵双贵大笑不止，民兵用枪托戳他，也制止不住他打从心里爆发来的怪笑，笑得浑打着哆嗦，笑了浑浊的泪和两条蚰蜒样闪光发亮的鼻涕。贺爷被怪异的笑声震颤着，如有无数条毒蛇吐着猩红的信、曲勾首地死缠着他。他昏脑胀、肝胆俱裂，像一个没有放稳的布袋栽倒在庙里。

贺爷醒来时，赵双贵的脖后边已经上了“亡命旗”正被民兵揪着胳膊架去。赵双贵依旧虎视眈眈地望着贺爷，得意地发话：“贺司令，我在东河坡奈何桥上等你，哈哈哈哈！…”

贺爷听到了一声枪响，天空上动着人的笑声。

贺爷再次醒来时，一个陌生的媳妇正在民兵的监视下用勺喂他喝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