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电视机普及的影响。通过电视节目，从都会发的信息会渗透到任何地域，但是村里的人却无法通过自己的声音与电视节目相互。地方文化于是只能以被动的形态接受影响，而文化的发送源则集中在东京或者大阪。我记得，战争刚刚结束那个时期，如果村一方发声音，对方就会回答，然后村这边再予以回应，这文化互动，比如就曾有过广播电台在街行录音…就这一而言，我对现在的因特网文化比较关注。

另外，这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村里，发现一个很大变化，刚才也已经说到了，就是村里的路上没看到孩的影。在我们还是孩那会儿，孩们全都在路上，或是行走在路上，或是在野地里玩耍，或是在学校的场上打球。但是，现在回到这里，在野外却看不到孩们。

——这在东京也是如此。四国的这个村和东京都是如此。大江先生曾生活过的这个场所，说起来也就是边缘，与在边缘和中心之间，似乎呈现均质化、平板化、正于解和荒废过程中的郊外那样的场所，您丝毫没有关系。

是呀！在我的语言范围内，没有郊外这个词汇。我之所以觉察到这一，还是在一九六八年前往澳大利亚的时候。最初是安公房受到了邀请，可他对我说：“我已经腻烦了，大江，你去，这是等舱的机票（笑）！”于是，我就替代他去了。是在机场买的那本书…从悉尼转机去堪培拉时…里读到澳大利亚有一“郊外主义”说是suburbanism这方式在澳大利亚得到了独自展示，…在澳大利亚，大都市周边有着广阔的郊外，那个郊外，便成了文化的据地。书里还说，彼此互为伙伴的那“同船手”现象是澳大利亚的文化特征，这“同船手”指的是乘客通常会坐在助手席上，因为这对于驾驶员来说，大家并非上下关系。于是我就在想，即便在日本，这既非都市亦非农村的“郊外”今后也将会成为文化上的重要之所吗？岛田雅彦①倒是在小说里生动地使用了“郊外”这个词汇。不过对我来说，那却是一个丝毫没有实际受的场所。我所度过的人生，是被村和东京这座大都市撕裂开的人生。虽然在东京，却在书写森林里的故事。可一回到森林里来，又开始在考虑前往国外的事情了…实际上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

——往返于两个场所之间的摇动的力量在对小说发挥着作用吧。我要把话题再度转回《万延元年的Football》上来。在作品中，相对于哥哥三郎一直在老屋里读书，弟弟鹰四则集合村里的青年们组建了足球队并积极行训练。如果创作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话，我觉得球倒是更为常见，可您选择Football作为现代的祭礼时的喧闹，其理由又是什么呢？

这里面是有些问题（笑）。当时，有一个心印象后来成为我把这作品持写下去的动力，那个心印象就是农民暴动。那也是很残酷的，一个男人砍下对方首领的脑袋，用布块儿将其包裹起来，然后返回农民们来迎接自己的那个村。我首先就是这么想象的，总是在心中描绘着那个把人包裹像球一样抱在前，从夜的路跑回村的青年形象。很久以后，我在敦的一所大学里主持课堂讨论时，一个学生便对我说：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橄榄球不是更好吗（笑）？可不知为什么，我还是喜足球这个词汇。

在上中二年级时，我遇上了渡边一夫的书，便立志要去东京大学。也是那会儿，读了中野重治的那首题为“东京帝国大学学生”的诗。在那诗里面，有一些诸如“——不妨读读‘苦闷之象征’”之类讽刺大学生的诗句。在诗歌的最后分，写着“还有人只是在猛地踢着足球”这首诗就结束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假如能够成为东京大学的学生，整天踢着足球，那该多好呀！在那之后，Football这个词汇就了我的脑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