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都把李泽厚这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，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国外。实际上，他走也好，不走也罢，情况都差不太多。在我看来，他的败迹，早在1988年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、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、门月由台北时报文化版公司、1985年2月由北京中外文化版公司版的《华夏学》中便已有征兆，已见端倪。李泽厚很看重这本书，认为比《的历程》更重要，而且认为谁喜《华夏学》，谁就是“独慧”但恕我拙，实在看不它好在哪里。比如开这一段，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：

我一直闹不明白，为什么李泽厚对这相对而言并不多么的著作情有独钟？他自己的解释是；“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哲学的原故”而《华夏学》涉及的哲学问题比《的历程》要多”(《华夏学》日文本序)。也就是说，李泽厚的内心，其实有一“哲学情结”或“哲学家

不可否认《华夏学》中仍有不少让人拍案叫好的东西，也不难看李泽厚在撰写《华夏学》时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《的历程》时系统刻。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，《华夏学》倒是不妨一读的(但我以为读他那三“思想史论”更好)。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，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。然而《华夏学》一书却灵气全无，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。开不好，结尾也不好。结语那句“是所望焉”在《学文丛序》中已经用过一回了，现在又用，岂非才尽技穷‘！

，这在汉语词汇里，总是那么动听，那么惹人喜。姑娘愿意人们说她；中国的艺术家们、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赞赏，更不用说关的自然环境和住所、服饰之类了。

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，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，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。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，而是为某现实的利益而学术。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“学术规范”和“量化标准”小心翼翼地不要犯了学术界的“规矩”这时，人云亦云，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，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，无疑是最保险的。而当所谓“学术规范”其实不过“八路”所谓“量化标准”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，大量炮制八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五、历程

但同时，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。

一通百通。从此，我们的思想解放了，视野开阔了，目光锐利了，思路捷了，就连文笔也变得畅了。这都得谢李泽厚。没有他，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。

得鱼忘签，得免忘蹄，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。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，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。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。

随便翻翻1996年的《世纪新梦》就能觉到李泽厚的老态。洋洋42万字的集，实在是老调重弹，新意无多，就连李泽厚自己也承认“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，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意思”其实，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。一些观，尤其是一些基本观，确实需要年年讲。月月讲、天天讲、反复讲。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，也可以讲得不重复。即便再三地讲，也可以讲得有新意。至少，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，好听一吧2然而你看他和刘再复的那篇对谈，简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，絮絮叨叨，乏味之极。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《后记》，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。

可见文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。为人生而学术，就要讲自己的话，走自己的路，用自己的脑想问题，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怎么看。总之，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，不必死守某模式路，信由级，另辟溪径，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来，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。

有人说，人生三大悲哀：人迟暮、英雄末路、江郎才尽。1989年的李泽厚，即便没到那个份上，也已是日薄西山。烨夏学》版后，几乎悄无声息，初版也只有区区###册，和《的历程》的轰动效应截然相反，便是明证。

其实，即便有人愿意听，李泽厚的“课”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。

这是一智慧的启迪。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路的找寻。

这是什么话！文字表述与“的历程”相比差太远了。王朔有云：一盘菜，不必都吃完才知好坏吧！《华夏学》的开如此，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尽我从到尾都读完了。而且，由于当时买不到书，还了笔记。

还是回到《华夏学》。

李泽厚有。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

味同嚼蜡不堪卒读，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。归结底，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。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心已死，文字还能活起来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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